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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體現的精神和價值

時間:2016-01-06 10:55:53  來源:  作者:馬東平 金蓉

 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體現的精神和價值 

馬東平[①]  金蓉[②]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西北歷史與絲綢之路研究所) 

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為一條東起中國古都長安,西達地中海東海岸安都奧克,全長7100余公里的線路,取了一個極富詩意的名字----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在甘肅段全長1600多公里,占其全程總長度的15,由于絲綢之路的創造,甘肅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橋梁。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交流與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沿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貫通甘肅全境的文化線路而搏動,因為絲綢之路甘肅文化也具備了相當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和世界性。

一、時空中的甘肅絲綢之路

(一)絲綢之路的開端

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漢武帝為反擊匈奴,派張騫出使大月氏、大宛諸國,此次“鑿空之旅”開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強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聯系,也為“絲綢之路”的開辟奠定了基礎。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漢匈河西之戰使得使漢王朝正式擁有了通往西方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漢廷隨后在此設立酒泉、 武威、 張掖、 敦煌四郡,絲綢之路得以全面貫通。漢宣帝時, 又在烏壘城設西域都護府, 統轄西域諸國, 進一步保障了絲綢之路的暢通。

西漢時的絲綢之路走向大致為東起長安, 向西穿越河西走廊, 經由敦煌境內的陽關或玉門關后西行至樓蘭, 此后便分為兩條支線:一條經鄯善, 沿昆侖山北麓至莎車, 西越蔥嶺 到大月氏、 安息等國, 稱為南路;另一條則沿天山南麓西行, 越蔥嶺至大宛、 康居等國, 稱為北路。到東漢明帝時, 漢軍攻取伊吾, 漢廷又開辟了一條經此西行的新北道,三條主線基本齊備, 絲路走向基本奠定。

(二)絲綢之路的興盛

東漢遷都洛陽,政治中心東移,絲綢之路也就向東延伸至洛陽。由于政治軍事因素的干擾,絲綢之路交通先后三次阻斷,后經班超、竇固等人的軍事、外交努力,絲綢之路得以恢復暢通,史稱“三絕三通”。魏晉南北朝時期, 中原戰亂頻繁,但沿絲綢之路的東西政治、經濟往來卻未曾中斷。隋朝將交通西域, 發展絲路貿易定為國策。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委派黃門侍郎裴矩赴張掖招徠西域商人, 主持與西域諸國交市,繼而又親巡張掖,謁見西域二十七國使臣,舉行“萬國博覽會”,使中西交往繁盛一時。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 對西部疆域的經營超出漢代,先后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對天山南北廣大區域實行了有效統治,也為原有絲路的暢通和新開通從敦煌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犁河至碎葉而進入中亞的北新道提供可靠保證。公元7世紀中葉,絲綢之路進入全盛期。敦煌、長安、洛陽等地商賈云集, 呈現出了國際大都會的繁榮景象,促進了東西方文明融合和發展。

五代宋元時期,由于經濟重心南移、水陸交通發展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及西北地區民族政權分裂割據等原因,絲綢之路日趨衰落。元代曾一度對中亞、西亞等廣大地區實行直接統治,東西驛道暢通使得絲綢之路再度興盛,但也只能作為歷史古道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明朝實行閉關政策,以嘉峪關為界劃關而治,中西交往主要依賴海路, 陸上交通干線也改道哈密,原來意義上的絲綢之路再無繁華可言。清代,西北內陸準噶爾部落的崛起和航海技術突飛猛進的提高,遂使得千年絲綢古道更加走向沉寂。

(三)甘肅段絲綢之路的分布

絲綢之路在甘肅境內大體可以分北線、南線和中線:

1)北線:由長安(東漢時由洛陽)、沿渭河至虢縣(今寶雞),過汧縣(今隴縣),越六盤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厲河,在靖遠渡黃河至姑臧(今武威)。

2)南線:由長安(東漢時由洛陽)沿渭河過隴關、上邽(今天水)、狄道(今臨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黃河,穿西寧,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張掖

3)中線:與南線在上邽分道,過隴山,至金城郡(今蘭州),渡黃河,溯莊浪河,翻烏鞘嶺至姑臧。

南北中三線會合后,由張掖經酒泉、瓜州至敦煌。

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體現的精神和價值01.jpg

1 古絲綢之路路線圖

二、甘肅在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甘肅地處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黃土高原交會地帶,自古以來就有拱衛中原、護翼寧青、保疆援藏的戰略地位和獨特的文化通道區位優勢,為中原連系西北乃至中西亞的咽喉和紐帶,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例如,佛教從絲綢之路尤其是河西走廊走向中原,在東漸的過程中留下了星羅棋布的石窟藝術,而敦煌莫高窟把這種東西方文明交流和文化的交融推到了極致。文明、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的交流、民族的交流,甘肅絲綢之路的民族及其文化交流也是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重要過程和結果。我們簡單地梳理一下甘肅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及其交流:

(一)敦煌文化

 地處絲綢之路的節點,連通東西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敦煌。著名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經說過“當今世界歷史悠久、自成體系、影響深淵的文明只有四個,就是古希臘、伊朗、印度與中國,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大文明匯流的地方只有一處,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誠如其言,敦煌為東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匯流之地。

 敦煌以莫高窟而聞名世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甘肅省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鳴沙山的崖壁上。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對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敦煌莫高窟的評價為:“莫高窟地處絲綢之路的一個戰略要點。它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同時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莫高窟的492個小石窟和洞穴廟宇,以其雕像和壁畫聞名于世,展示了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

 高窟最初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結束,其間經過連續近千年的不斷開鑿,使莫高窟成為集各時期建筑、石刻、壁畫、彩塑藝術為一體,世界上規模最龐大,內容最豐富,歷史最悠久的佛教藝術寶庫。

  莫高窟藏經洞是中國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發現,在這個文化重大發現中不得不提道士王圓箓。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箓為了將已被遺棄許久的部分洞窟改建為道觀,而進行大規模的清掃。當他在為第16窟(現編號)清除淤沙時,偶然發現了北側甬道壁上的一個小門,打開后,出現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號為第17窟),內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  

 藏經洞出土文書主要是佛經,此外還有道經、儒家經典、小說、詩賦、史籍、地籍、帳冊、歷本、契據、信札、狀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絕本。這些對研究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歷史,絲綢之路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學價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門以研究藏經洞文書和敦煌石窟藝術為主的學科——敦煌

 

(二)佛教東傳

 佛教發源于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古印度, 在佛教的宇宙結構論中,中國被稱為“東勝神州”,這里富庶而欲海茫茫,是印度僧侶夢寐以求的傳法之地。佛教傳入中國的線路有三條,其一從東南亞傳入云南等地;其二,經過尼泊爾等國傳入西藏,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釋迦方志》,詳細記錄了這條路,這條路正是后世所稱的唐蕃古道;其三,就是沿著絲綢之路向東傳播,這是佛教東傳中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一條道路。

甘肅地處絲綢之路東段,是從西域到中原的‘咽喉’與‘門戶’之地。漢代以來,從印度東來的傳教者,從中原往印度的取經人,在萬里絲綢古道上絡繹不絕。佛教從西域傳入新疆后,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一路向東。翻越天山后進入甘肅第一站就是敦煌,接著沿著河西走廊往東經過酒泉、張掖、武威抵達黃河岸邊,或者穿越烏鞘嶺,從蘭州境內過黃河,傳往臨洮、臨夏。或者從景泰過黃河,經過固原、平涼、涇川等地傳往關中。

甘肅是佛教東傳的必經之地,也是佛教完成中國本土化的地方。北涼時期的高善穆石造像塔,它是佛教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典型。它出土在酒泉城南面,是用一整塊的青黑色玄武巖雕鑿而成,值得關注的是,寶頂弧面上刻有北斗七星,以應天象,基柱陰刻著7尊菩薩像和一尊藥師佛,在這些佛像的右上方,又依次分刻著八卦符號。北斗七星和八卦符號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出現在佛教的塔上,反映了佛教在東傳過程中同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趨勢。 

(三)石窟文化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種佛教建筑。佛教提倡遁世隱修,寂靜幽深的崇山峻嶺是個理想的地方。中國的石窟是從印度傳入的,然而卻在中國得到很快發展如今中國現存的石窟群遠遠超過印度,僅敦煌一處就已發現600多個,絲綢之路沿線是石窟分別最廣的地區。

絲綢之路上獨特的地理氣候特點,為石窟的開鑿和保存提供了有利條件。大多石窟中都有洞窟、塑像、壁畫等。造像和壁畫內容多為佛經故事,如釋迦牟尼一生和前生行善犧牲的故事。還有佛、菩薩、天王、力士、飛人、花鳥、動物等。壁畫雖經千百年的風沙侵蝕,仍然色彩鮮艷,線條清晰,使人不得不贊嘆古代藝術匠師們的精湛藝術和創造精神。

絲綢之路上的石窟寺彌山跨谷,星羅棋布,不僅數量眾多,而且規模宏大。中國有四大石窟,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和麥積山石窟就占其一半。從創建時代看,早在東漢末年,絲綢之路就有石窟開鑿。此后經歷十六國北朝如火如荼地開窟造像,乃至隋唐五代久盛不衰,直到宋、西夏、金、元、明各朝,連綿續建。絲綢之路沿線開窟造像之早,經歷朝代之多,綿延時間之長,分布地域之廣,世所罕見。

石窟寺是絲綢之路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遺產,絢麗多姿,流光溢彩佛教石窟造像惟妙惟肖地展現了內涵豐富的絲綢之路文化。

(四)民族文化

      甘肅特殊狹長的走廊式的地理位置分割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關內和關外。從古至今甘肅尤其是絲綢之路是民族交融的大走廊,不同的民族在這條美麗的走廊中來來往往,進進出出,交流、交融的腳步從未停息。春秋戰國時期, 絲綢之路的核心段的河西地區生活著月氏、烏孫、羌戎、塞種、丁零等許多民族。秦漢之際, 興起于北方的強大游牧民族--匈奴,進入甘肅, 控制了河西走廊。魏晉南北朝時期, 興起于北方的又一個游牧民族--- 鮮卑族, 大批進入甘肅。唐代,興起于西藏的吐蕃又大舉進入今甘肅河西和中南部, 從8 世紀中葉到9 世紀中葉,統治這一帶近百年之久,也把藏傳佛教及其文化帶入了甘肅。隨著蒙古人的幾次西征,中亞地區大批信仰伊斯蘭教的牧民、商人、手工業者被遷徙到今甘肅地區,還有許多蒙古族也在這里定居。他們和當地原有的各族民眾相融合,在元、明兩朝,形成了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蘭教的新民族和信仰藏傳佛教的土族、裕固族。

 從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流來看,甘肅尤其是在絲綢之路上東方來的漢族、黨項族、滿族,北方蒙古高原來的匈奴、鮮卑、突厥、回鶻、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來的羌、吐谷渾、吐蕃等族,西方來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追溯到更遠從這里西去的塞種、烏孫、月氏等族,千百年來都在絲綢之路上留下了足跡,各種民族用自己的歷史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劃出了自己興衰的軌跡,演繹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發展格局。古往今來的各個時期的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共同創造了輝煌華夏文明,這種相互交流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也是華夏文明淵源之一,也是華夏文明的獨特璀璨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漢簡文化

 在紙張普及以前,簡牘作為文字傳播的一種特殊載體,在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從20世紀初迄今的百余年來,舉凡言及簡牘,甘肅都是世人的聚焦之地。其中,尤以漢簡為最。截至目前,全國共出土漢簡73600多枚,而甘肅就有60000多枚,占全國出土漢簡的80%以上,是名副其實的“漢簡大省”。

6萬余枚甘肅漢簡直接或間接的書寫著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真實反映了漢朝開拓河西的進取精神和溝通西域的時代壯舉,對如今我們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仍然具有借鑒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甘肅漢簡對西域各國的詳細記載,為研究古代中國與中亞、印度、羅馬等地區的中外關系、商貿往來、友好交際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其中,像在出土的懸泉漢簡中,不僅涉及有樓蘭、精絕、于闐、皮山、大宛、烏孫、龜茲、焉耆等西域24個國家,還有如康居(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罽賓(jì,今興都庫什山以南阿富汗境內喀爾布河流域)、大月氏(阿姆河流域)、烏弋山離(今伊朗高原東部)、祭越、折垣(具體不詳)等中亞國家和漢朝的來往情況。

比如《康居王使者冊》就記錄了漢朝與康居的一則交往史實。這份冊書共有293個字,記述了在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漢朝朝貢。按照慣例,他們的貢物要由地方官員進行價值評估。在酒泉時,酒泉太守與屬吏對康居貢獻的駱駝進行了評估,但在評估現場卻并沒有讓康居使者參加,酒泉太守把原本膘肥體壯的“肥”駱駝故意定為“瘦”駱駝,把本來是上好的“白”駱駝評定為“黃”駱駝。這種以肥為瘦,以白為黃的不友好舉動最終被康居使者告知漢廷,漢政府得到上訴后,便下達命令逐級追查此事。如此生動具體的事例,堪稱是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往史事中的珍寶。

(六)長城文化

  甘肅有長城3700多公里,其中明長城1700多公里,居全中國第一,戰國秦、漢長城2000多公里,居全中國第二,這些長城蜿蜒分布在省內11個市州、34個縣市區,甘肅是名副其實的長城大省及“長城故鄉”。

甘肅有史可查的邊防設施建設始于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國在甘肅東部沿黃河河套修筑長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開始大規模修筑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有漢一代,漢王朝在河西的疏勒河流域修筑了包括烽燧、城鄣和長城在內的綿延千里的邊防線,東接秦長城,西至鹽澤。

 目前甘肅絲綢之路上明長城不少遺跡保存尚好,最有名的是嘉峪關,它是明萬里長城西起點,如今是中外游客觀光的名勝之地。嘉峪關修建于明洪武5年,比山海關的修建時間還早了9年。由此可見,萬里長城“西起嘉峪關,東至山海關”。

三、甘肅絲綢之路精神和價值

 習主席在系統闡述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時候指出,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歷史上甘肅絲綢之路的文化及其交流體現的就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所以,甘肅絲綢之路溝通的是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卻體現了以下的精神,絲綢之路體現的精神和價值不論在地區和國家發展乃至國家交往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一)開放性

開放性是絲綢之路精神最顯著的特征,唯有堅持開放,才能夠做到“放眼看世界”,才有足夠的自信“走出去”,也才會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招徠力。歷史上,縱貫三千里的甘肅本身就是一條聯系中華文明與歐亞文明的文化大通道。在廣為人知的張騫通使西域之前,就已有周穆王西游拜見西王母的故事傳說;在新時期時代的中晚期,長江中下游居民發明的絲綢傳到了西方,西亞地區的冶金術、小麥、綿羊和黃牛的某些種類則通過河西走廊傳入了中原地區;漢以前西域的玉石通過河西走廊源源不斷輸入中原,玉石的必經之地“玉門”也緣此得名并沿用至今。隨著絲綢之路的鑿空及其暢通,漢唐時期更是以其恢宏的氣度向世界展開胸懷,廣泛薈萃各種文明,促進了自身文化的繁盛。如絲綢路上的明珠—敦煌,就以其“廣開西域”而盛名天下,敦煌文化也成為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四大文化體系交流融匯的重地。因為開放,中西交往加強,各國使節往返頻繁,胡商販客絡繹不絕,漢唐時期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也搖身變成了國際性的大都會,成了中西文化經濟交流的咽喉重鎮。因為開放,“馬踏飛燕”的藝術珍寶與“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的經濟盛像才得以成為歷史留給當世的財富。

(二)多元性

延續2000多年的絲路文化,綿延3000里的絲路里程,狹長的甘肅東向聯結中原文化,西向溝通中亞、西亞乃至歐洲文明。一邊是草原文明,另一邊是高原文明。自古以來,甘肅獨特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它始終在軍事、商貿及文化三個大通道之間不停地切換轉變,演繹出了豐富多彩的絲路文化,塑造出了多元的甘肅文化品質。比如從文化發展的歷時性上看,則有先秦時期的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西戎文化、先周文化、秦早期文化等,秦漢以來則有邊塞文化、三國文化、五涼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伊斯蘭文化、藏傳佛教文化、紅色文化、現代文化等。若從內容屬性上劃分,則有彩陶文化、青銅文化、黃河文化、石窟文化、敦煌文化、簡牘文化、長城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古城文化、寺廟道觀文化、鐘鼓塔樓文化、摩崖石刻文化、民間文化、姓氏文化、航天科技文化等。多元性是不同背景文化在絲綢之路甘肅段共同發展、和平相處形成的局面,是對絲綢之路精神的最佳詮釋。

   (三)包容性

    甘肅文化開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態,注定了其必然有廣博的包容性。自古至今,甘肅都是多民族的雜居區,多種文化體系的交匯地,多種宗教的生長帶,多種風俗習慣的聚合點。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滅,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發展,并存創新。如印度的佛教及佛教藝術在兩漢之際傳入河西走廊地區,再漸次傳播到中原內地,走進尋常百姓生活。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麥積山石窟、南石窟、北石窟等宛若繁星的石窟點綴在絲綢之路的兩側,難以統計的民間畫師、建筑工、雕塑師等心甘情愿為石窟藝術奉獻終身,這正是佛教文化與中原傳統儒家文化融合共生的結果。“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甘肅文化在極長的歷史演進中形成極強的包容性體現在各個方面。如甘肅省內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齊全,“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就是甘肅宗教文化包容性的一個縮影。又如飲食文化,自漢通西域后,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蘿卜、胡椒、胡餅等中亞、西亞大量新奇的物品都已成為今天習以為常的飲食品種。時至今日,甘肅境內,川菜、魯菜、粵菜、湘菜、閩菜、蘇菜、浙菜、徽菜均可見到,蒸、煮、炸、燴、烤、煎、熏、炒、烙、煲樣樣俱全。完全可以說,甘肅已然成為中原本土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的交流融匯示范區。

(四)共贏性

 開放的姿態,包容的氣度和多元的格局,確保了甘肅能夠開辟出一條互利共贏之路。甘肅東接陜西,南控巴蜀,西倚新疆,北扼寧、蒙,為古絲綢之路的咽喉。如今,甘肅是連結歐亞大陸橋的戰略通道,蘭州是溝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樞紐,在我國與亞歐各國能源、通訊傳輸中,甘肅都具有明顯的交通區位優勢;礦產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文化資源非常豐富,這些都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今年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甘肅的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5處文化遺產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大家庭的新成員;甘肅與中亞、西亞悠久而友好的交往友誼,為新時期進一步向西開放,加強合作,實現共贏提供了良好基礎。目前,甘肅與中亞、西亞等國在交通建設、能源開發、中醫藥合作、農作物互通、人才培養、民族貿易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新階段,“反彈琵琶”的思路必須予以重視,甘肅仍需“快馬加鞭”,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積極主動與周邊省份和鄰近國家實現聯動。目前,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東亞峰會等各種合作機制正在不斷壯大,各國在共同保障經濟安全、應對突發自然災害、打擊“三股勢力”等方面卓有成效,這為甘肅在承接產業轉移,為歐洲大陸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提供新選擇無疑提供了保障。同時,甘肅作為西氣東輸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在中亞、西亞的能源輸出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實現“共享共贏”的新機遇下,甘肅將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絲綢之路“黃金段”的復現令人期待。


[①]馬東平,女,回族,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西北歷史與絲綢之路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郵箱:[email protected].

[②]金蓉,女,甘肅省社會科學院西北歷史與絲綢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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